计算技术研究所，科技攻坚70年
1956年8月25日，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批准，成立由华罗庚担任主任委员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从此，诞生了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计算技术的国立科研机构。
1956年8月25日陈毅同志批准成立计算所筹备委员会
明年将迎来计算所成立的第70年，回顾历史，计算所人始终在计算机事业攻坚克难的第一线，以持续不懈的努力践行了“科研为国分忧，创新与民造福”的历史担当。
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在筚路蓝缕中从这里起步，五十年代，我国第一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在这里诞生，随后104机、109丙机等系列计算机相继问世，为“两弹一星”等重大工程提供了关键计算支撑，其中，“109丙机”更持续服务十五年，被誉为“功勋计算机”。七八十年代，计算所研制的757大型向量计算机、服务于石油勘探的KJ8920，以及推动汉字信息处理革命的联想汉卡，展现了从科学计算到产业应用的全面突破。九十年代曙光系列高性能计算机的诞生标志着中国高性能计算机彻底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成为中国超算事业的“第一缕曙光”。进入新世纪，这里先后诞生了龙芯、寒武纪等系列核心芯片。此外，这里走出了中国早期的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与系统，诞生了中国最早的试验网络，汇聚组织力量研制了中国第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音视频标准AVS，持续奠定中国信息技术的根基。
过去几十年，为适应计算技术发展和国家及产业需求的变化，在计算所先后援建了信息领域的多家研究机构、创办了一批支撑国家信息产业的核心企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计算所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摇篮”。
今天，计算所人坚持“四个面向”，勇担抢占科技制高点的责任，为实现“四个率先”的目标，全力以赴推进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在计算机系统结构、处理器芯片、人工智能、网络技术、算法安全等前沿领域，持续展现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魄力与担当，不断以创新成果，为实现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注入强劲的“计算动能”。
回首过往，计算所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展望未来，任重道远，计算所人将继续以“时时放心不下、片刻不能停歇”的斗志，持续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2026年，计算所人将迎来计算所成立的第70年。欢迎各位所友、校友为中国计算机事业和计算所的发展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所长、党委书记：陈熙霖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后附相关文章摘录：
1、孙凝晖院士：“引领创新，争做源头，写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 文章节选
争做产业源头
办企业是计算所的特色、也是优势，是实现源头的必要手段。我们对产业的贡献不是办成了多少大型企业，而是扮演一个孕育和孵化的角色，也就是 “源头” 和 “关键环节” 的作用。我们有 6 点经验值得总结。
第一，跟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计算所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与华为的合作，这一举措的主要作用是让企业早期介入技术的研究。
第二，用知识产权保护产业。知识产权的申请就是要形成一个保护链，科研人员申请知识产权不能为了报奖，而是对相关产业形成保护。比如我们新成立的寒武纪公司最先开始做的就是申请知识产权，再将技术转移到产业去。科学院新近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就挂靠在了计算所。
第三，通过分所促进地方经济转型升级。这是计算所以技术服务地方的重要经验，在地方设立分所不是为了转移转化某项技术，而是希望用信息化的手段，促进地方经济转型升级。
第四，营造创业环境。这一点主要支持员工和学生创新创业，类似于硅谷的创业孵化器，计算所在构建双创环境方面不遗余力，开展培训、沙龙、孵化器、专业指导与服务、投资接洽一系列繁复巨细的工作。
第五，加速骨干企业的发展。对于计算所的骨干企业，如曙光、龙芯、寒武纪等，我们会通过人才、技术和管理等促进骨干企业的发展，并将其视作我们的大计算所的一部分。
第六，计算所投资平台。这是我们一直希望做成、但目前还没有去做的一件事。放眼世界一流研究机构，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这些做技术转移比较好的机构，都有自己的投资平台。
如果把计算所自建所以来所做的事情比作登山，我们已经处在了半山腰的位置，前面的路通往引领创新的顶峰，我们惟有不断攀登，才能实现目标。
2、李国杰院士：“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纪念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文章节选
创造计算所更加美好的未来
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经过五十年的风风雨雨，计算所已经基本上明确了自己的使命和发展方向。2002年全所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计算所发展战略反映了计算所人对世情、国情、所情的认识和争创世界一流研究所的信心。
再过五十年，世界会怎么样？作为一个国立研究所，计算所应该站在国家、甚至全人类的高度，比一般的企业考虑得更长远一些。两百年来，工业化的进展以浪费资源能源、污染环境、扩大贫富差距为代价。五十年后，我们的后代会不会像今天我们批评工业化一样批判我们？与传统产业 “先污染后治理” 的发展轨迹差不多，信息产业基本上是 “先占领市场，后解决安全、可信、易用等问题。”20 世纪信息产业走过的道路已经证明，完全靠市场驱动，不可能遵循科学的发展观。我们能不能避免 20 世纪的错误，让信息产业更加理性的发展，更加符合科学的发展观？
惠及大众的信息化是计算所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主攻方向。我们应当有信心在未来几年内使每一个做科研的课题组都用得起桌面高性能计算机；在 2020 年以前让一半以上的中国人享受到信息网络的好处，让网络和计算机无处不在，使我们生活更美好，社会更安宁，环境更优美；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内，让计算机和人形成和谐共存的环境。五十年前制定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在关于 “计算技术的建立” 这一项任务里，就提出要用计算机做自动翻译，这一梦想将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
我们的目标十分宏伟，我们的任务十分艰巨。但计算所目前离世界一流研究所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给企业提供的核心技术还很少，我们的技术还没有纳入国际工业标准，我们在顶级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论文还寥寥无几。计算所人从五十年前开始就敢做别人认为做不到的事，只要我们认准目标努力拼搏，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够达到。
计算所的天是明朗的天，计算所的地是丰收的地，让我们发扬 “顶天立地” 的优良传统，创造计算所更加美好的明天。
3、夏培肃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三十年：回忆我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文章节选
1945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ENIAC。这台电子计算机于 1946 年 2 月宣布后，在国际科技界曾经轰动一时，这不仅仅是因为 ENIAC 使用了 18000 多个电子管，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电子机器，更重要的是：ENIAC 的研制成功使一个崭新的、非常有希望的科技领域展现在人们面前。实际上，在 ENIAC 的研制过程中，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 ENIAC 的不足之处和值得改进的一些地方，于是，以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在 ENIAC 的研制工作尚未完成时，就已着手设计新型的电子计算机——存储程序通用电子计算机。在四十年代中期和后期，我国有不少科学家和留学生在国外工作和学习，其中一部分人对电子计算机也产生了兴趣，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就是其中之一。华罗庚那时在美国，与冯・诺依曼和哥尔德斯坦（H・H・Goldstine）等相熟，他们经常在一起交谈有关学术问题。华罗庚教授于 1950 年回国后，1951 年组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1952 年，数学研究所迁至清华大学南校门内的一幢新建的两层楼房里，新筹建的数学研究所除了开展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力学，理论物理等的研究外，华罗庚所长还念念不忘要开展电子计算机的工作。
1952 年夏天，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在成立一些新的院校的同时，一些旧的院校合并，还有一部分机构撤销。当时，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研究室也属于撤销之列，这个电讯网络研究室是在解放后由清华大学和邮电部科学研究所合办的。该研究室的研究人员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的，经费由邮电部电信科学研究所提供。这个研究室在 1952 年有六个人，其中科研人员三人，辅助人员三人。研究室主任是清华大学电机系闵乃大教授，他是电讯网络专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从德国回来的，另外两个科技人员是王传英和我。王传英是清华大学电机系 1950 年的毕业生，他当时是闵乃大的助手；我是 1951 年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电信网络研究室决定撤销后，我本来打算留在清华大学电机系讲课，可是有一天，闵乃大告诉我：华罗庚想物色一些人到数学研究所去研究电子计算机。他和华罗庚相识，因此华罗庚希望他去数学研究所。闵乃大在电讯网络方面的造诣相当深，正在着手写这方面的专著，他愿意去数学研究所继续研究电讯网络，但对于是否要改行去研究电子计算机，颇为犹豫。我当时比较年轻，1950 年刚从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到底从事哪方面的工作，还不是完全肯定。我在英国时，已粗略看过一些电子计算机的资料，知道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学科。当我知道我们国家也将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时，十分高兴，所以，我马上表示愿意去数学研究所从事电子计算机的工作。闵乃大经过认真的考虑，再加上我的劝说，也同意搞电子计算机了。但他表示只能用部分时间研究电子计算机，因为他写电讯网络专著的计划不能改变，王传英知道这件事情后，也表示愿意参加电子计算机的工作。
在我们商定以后，闵乃大去给华罗庚回话，并约定去和他见面。在 1952 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三人到他家去了一趟。他的住宅也座落在清华园内，在数学研究所附近，是专门为他修建的一所平房。当我们走进这所住宅的宽敞的客厅后，华罗庚所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大家坐定以后，他对我们谈了打算在数学研究所开展电子计算机的研究的意图，他又了解了一下王传英和我的学历和工作情况。我们也向他表示愿意搞电子计算机。就这样，没有谈多久，开展电子计算机工作的事情就算定下来了。我们回去后，立即着手搜集和阅读电子计算机的资料。由于电讯网络研究室的经费可以维持到 1952 年年底，虽然我们的工作已经转向电子计算机，而我们没有马上到数学研究所去。1953 年 1 月 3 日，我们三人到数学研究所上班。
这就是我国最早从事电子计算机的三人小组，由闵乃大任组长。闵乃大于 1958 年去德国定居，王传英于 1955 年去苏联学习时改行了，当年的三人小组，现在只剩我一人了。